黥刺的图案和字，根据犯罪者所犯刑名的不同和次数以及配隶的地点等而有所区别。真宗大中祥符四年（1011年），朝廷发现各地犯罪人“并部送阙下者”，都刺“满面大字，毁形颇甚”，“尤可悯伤”，要求今后各地“不得更然”[7]。六年，下诏规定凡三司和开封府“应配人，除奉宣大刺面外，余并依招军例小刺诸处己刺’指挥’字者，止添所配处”。七年，再次重申各地不得对“负犯人刺面者多大刺文字，毁伤既甚”，且“永为定制”。仁宗天圣二年（1024年），开封府上言请求：凡已经结案定罪的“贼情重凶恶者”，所刺字“字样稍大，仍于两面分刺”。仁宗决定如果确实是“凶恶巨”，才“一面刺稍大字样”[8]。神宗元丰五年（1082年），已规定京城和开封府界“犯盗并刺环子”。到哲宗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十二月，下诏：“犯盗，刺环于耳后，徒、流以方，杖以圆。三犯杖，移于面，径不得过五分。”[9]规定“犯盗”者，一般在耳背刺环，定杖刑者刺圆环，徒流刑者方环。如三次犯杖刑，则改刺于面，环的直径不得超过五分。这是初次对所刺图案的部位、形状、大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。南宋时，依然对“盗贼”刺环。将仕郎宋卫在云安关，杀猪赛庙，见一猪耳下有一方环，“墨色犹明润”。他怀疑此猪的前身必是“为人而犯盗者也”[10]。抚州百姓冯四，其第五子“奸盗事败，捕囚狱户，断杖刺环”[11]。理宗时，胡太初撰《昼帘绪论》说：“盗贼累犯，合与刺环。”但是“今有初犯及盗不满匹者，（县官）一为势利所怵，便与断刺。不知鞭挞至惨，肌肤犹有可完之时，一经刺环，瘢痕永无可去之理”[12]。提议做县官者要对判处刺环的刑名慎重。高宗时，有不少武将“多起于群盗”，其中统制官李用面刺双旗。及至到临安朝见高宗，门表示怀疑，高宗乃下诏：“今后臣僚有面刺大字或烧炙之人，许入见。”[13]可见此时，还在罪犯脸上刺旗。勇将夏贵年轻时“以罪刺双旗”，人称“夏旗儿”[14]。平章贾似道擅将福建人马都录下临安府狱，“面刺双旗，押付丰都寨”[15]。度宗时，吉州郭刘吉诬告陈成“三经刺配”，而且经御史台判决杖脊刺旗，押充边军。后经查实，纯属子虚乌有[16]。以上是在犯人脸部刺方环或圆环，或双旗。
所刺之字也有一定的大小分寸。“断狱令”规定：“诸军移配而名额不同或降配者，所刺字不得过二分（仍不刺‘配’字）；逃亡及配本城四分；牢城五分；远恶及沙门岛七分即旧字不明及出除遮改者，官司验认添刺；不可添者，别刺。”[17]对每个字的大小限制为二分、四分、五分、七分四等。由“断狱令”中提及配隶至“沙门岛”，说明这是北宋时期的旧制。而到宁宗庆元间（1195-1200年）仍然沿用宋代刺配有大刺、小刺之分，推想每个字刺二寸是小刺，每个字四分以上就是大刺。孝宗乾道三年（1167年），翰林学士、知制诰刘珙提议，对“强盗贷命配流之人”，凡“减死一等之人，其情重者并大字配屯驻军”，而“情轻者止刺填军分”，“庶几恶少知所警惧”[18]。希望对不同情节的“强盗”在刺字的大小上有所区别，藉以使“恶少”“警惧”。
宋代官府还根据犯人刑名的不同刺上相关内容的文字一般地说，对于判决发配至某地牢城的犯人，在其脸部刺“配某州（或府、军、监）牢城”。仁宗天圣六年（1028年），前滑州观察支使索希甫因受贿枉法，原应被处极刑，后受宽贷免死，“刺面决配远州牢城”。凤翔府周至县尉孙周翰因酷刑殴死百姓田义，免死，“命决杖二十，刺面配广南牢城”[19]。有时，为了严惩捕获到的“沿海劫盗”，防止脱逃，特命判决“刺配池州、鄂州、建康府都统制军下，并收管重役使唤”，其刺字皆以“配某州、府屯驻军重役”字为文，规定将“候盗贼衰息日依旧法”。显然这是高宗绍兴十九年（1149年）临时实行的办法[20]。至孝宗淳熙八年（1181年），对“强盗贷命人”，改为“配隶广东摧锋军、福建左翼军、湖北神劲军……及诸路州郡系将、不系将禁军重役，专听部辖人役使”，所刺之字“以某军或某州重役为文”[21]。同年，还规定对这类配隶之人，在额部刺“强盗”两字，其他字分刺两脸[22]，南宋后期，又改为“充兵强盗免死，额刺‘免刺’二字，面刺双旗”[23]。北宋时，苏州通判兼权州事陆东在判决一名犯人流罪时，“命黥其面曰‘特刺配某州牢城’”，黥刺完毕，幕职官议论此事说：“凡言‘特’者，罪不至是，而出于朝廷一时之旨今此人应配矣，又‘特’者，非有司所得行。”陆东听后“大惊”，急命改刺“特刺”两字为“准条”，“颇为人所笑”[24]。
宋代法医学名著《洗冤集录》卷2《验未埋瘗尸首》记载，官府检验尸体，先看额角、面脸上所刺大、小字体共几行或几字，有无军号。如果是配隶人，所配隶何州军，字也要统计行数。如果经过刺环，或方或圆，或在手背、头颈，也要统计几个。犯人脸部被刺字，社会上称为“打金印”。元代小说《水浒》第八回描写：“原来宋时，但是犯人，徒流迁徙的，都脸上刺字，怕人恨怪，只唤做‘打金印’。”推想这正是宋代的习俗。
二、军人的刺字
唐末五代，军阀们强征百姓当兵，为防止逃亡，在士兵脸上刺字。唐哀帝天祐三年（906年），朱全忠自将攻沧州，刘仁恭悉发男子十五岁以上为兵，涅其面曰“定霸都”，士人则涅其臂曰“一心事主”[25]。南唐李氏“据有江南”，也征发民户壮丁为兵，皆“黥面”，称为“义军”[26]。宋代承袭此制，凡招募士兵，必定要在其面部或其他部位刺上小字，“各识军号”[27]。刺字成为军人身份的一个特殊标志。招募士兵，经体检合格，在脸上刺字，再发给衣服、缗钱，称“招刺利物”。仁宗天圣元年，下诏京东西、河北、河东、淮南、陕西路募兵，“当部送者刺‘指挥’二字”[28]。康定间（1040—1041年），又在环庆二州以沿边弓手“涅手背充”砦户。庆历二年（1042年），选河北和河东强壮及强迫民丁刺手背为“义勇”。英宗治平元年（1064年），再次在陕西点义勇，“止涅手背”。神宗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，在河北招募蕃人弓箭手，“蕃兵各愿于左耳前刺‘蕃兵’字”。元丰三年（1080年），延路经略副使种谔将“效顺”宋朝的部族人一律刺“归汉”两字[29]。钦宗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，朝廷拟在陕西路招募“义勇”，“止于右臂上刺字”[30]。
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（1141年），罢韩世忠和张俊、岳飞三大帅的兵权，组成屯驻大军，取代原有的禁军，作为正规常备军。方回《续古今考》记载，此时“大军刺手，号以姓名”。禁军和厢军则在额部刺字，“号以六点”[31]。所谓六点，是天的隐语。牙牌中以幺数为地，六数为天。元代高文秀《遇上皇》第二折说：“你须是说古论文士大夫，这六点儿运人不曾把人做。”由此推测，屯驻大军皆在手背刺字，刺上自己的姓名；禁军和厢军则在额部刺上“天”字。南宋末年，为了抗御蒙古（元）军的南侵，还强抓百姓为兵，“尽涅刺之事”，称为“手号军”或“手记军”、“涅手军”[32]，表示这些军队皆刺手背为记号。
宋代军队对逃亡的士兵在脸部刺“逃走”两字，以示惩戒。苏轼说“讳不得”者之一是“健儿面上‘逃走’字”[33]。因为脸部刺了“逃走”两字，士兵无法掩饰。徽宗政和五年（1115年），还曾立下钱监兵匠“逃走刺手背法”[34]，这是规定在逃亡的铸钱监兵匠的手背刺“逃走”两字。
宋仁宗时，狄青出身“拱圣长行”，因军功逐渐升迁。后又因率军平定侬智高的叛乱，逐步晋升为节度使、平章事。有一次，仁宗命参知政事王尧臣转告狄青傅药除去面部所刺的文字。狄青回答说：“青若无此两行字，何由致身于此?断不敢去，要使天下健儿知国家有此名位待之也。”[35]说明狄青始终在脸部刺了两行文字，可能是他在入伍时所刺的。
宋代也有部分军人免予涅刺，这就是“效用”或“效勇士”。神宗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，“诸路勇敢效用法”规定，沿边诸路经略司所辖勇敢效用，“皆以材勇应募从军，月给钱粮、战马、器甲，以时肄习”，且“不刺手，不置营”[36]。南宋时，效用人数逐渐增多，“诸军皆有之，不涅其面”后来，在招军时，定出普通军兵和效用两个等级的比例为7：3[37]，由此可知，一般效用既不刺手，又不涅面[38]，是军队中的高级军士只在光宗绍熙三年（1192年），规定归朝、归明、归正、忠顺官等子弟，如身材强壮、武艺过人，可赴住地州军申请参军，经考试合格，可补充为本路安抚司的效用，只在手背刺“某路安抚司效用“八字[39]。
有些军队和军人为了表达某种志向，也在身上刺字。如宋太宗淳化五年（994年），李顺起义军攻占成都，建立“大蜀”政权，改元“应运”，起义军皆面刺“应运雄军”四字[40]。太宗时保州刺史、冀州副都部署呼延赞，“常言愿死于贼”，在身上遍刺“赤心杀贼”四字，至于妻子仆使也如此，诸子耳后还另刺字为“出门忘家为国，临阵忘死为主”[41]。仁宗庆历七年（1047年），贝州宣毅军小校王则率众占领州城造反，王则原籍涿州，离开故土时，其母在其背上刺一“福”字以为标记，百姓们“因妄传‘福’字隐起，争信事之”。王则自号东平郡王，征集12岁至70岁的百姓为兵，在其脸部刺“义军破赵得胜”六字[42]，表示起义军推翻宋朝统治的志向。高宗时，抗金名将王彦退入太行山，聚集义军，为表示抗敌的决心，皆面刺“赤心报国，誓杀金贼”八字，号称“八字军”，河北和河东百姓纷纷响应[43]。另一抗金名将岳飞的背上也刺有“尽忠报国”四个大字，“深入肤理”[44]，据传是岳飞的老母姚氏早年为了鼓励他忠于国家而亲手刺上的。
三、百姓的刺字和文身
宋代有些百姓喜欢刺字和文身当时雅称文身为“刺绣”[45]。宋太祖、太宗时，有“拣停军人”张花项，晚年出家做道士，虽然“衣道士服”，但“俗以其项多雕篆，故目之为‘花项’”[46]。荆州的街子葛清，从头颈以下遍刺白居易的诗及其配画，如“不是此花偏爱菊”句，即刺“有一人持杯临菊丛”图；“黄夹缬林寒有叶”句，则刺“一树上桂缬”图，共刺二十多处，人称他为“白舍人行诗图”[47]。徽宗时，睿思殿应制季质年轻时行为“不检”，“文其身”，被徽宗赐号“锦体谪仙”[48]。东京百姓每逢庆祝重要节日，总有一批“少年狎客”追随在妓女队伍之后，都“跨马轻衫小帽”，另由三五名文身的“恶少年”“控马”，称“花腿”[49]。所谓花腿，乃自臀而下，文刺至足。东京“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”[50]。
南宋初，张俊所率军队常驻“行在”，他挑选年轻体壮长大的士兵，皆刺花腿，防止逃往其他军队，“用为验也”[51]。孝宗、宁宗时，饶州百姓朱三在其“臂、股、胸、背皆刺文绣”。波阳东湖阳步村民吴六，“满身雕青，狠愎不逊”。吉州太和居民谢六“以盗成家，举体雕青，故人目为‘花六”，自称‘青狮子'”[52]。理宗淳（1241—1252年）后，临安府“有名相传”的店铺中，有金子巷口的“陈花脚面食店”[53]，其主人显然是在双腿上刺满了花纹。今存宋人所绘的一幅杂剧《眼药酸》绢画，绘有一位两臂“点青”的市民[54]。
南宋临安府每年在各“神祠诞辰迎献”之时，有锦体等社出面组织庆祝活动[55]。锦体社由文身即“花绣”的人组成[56]。专门为人刺字和文身的工匠称为“针笔匠”，他们往往“设肆为业”。度宗时，抚州有针笔匠邓喜，当知州需要辩明受审人是否脸部刺过字和双旗，便请邓喜当厅审视其面上有无痕迹，再在“验状”上押字[57]。
海南黎族姑娘“及笄”时，必“置酒会亲旧、女伴，自施针笔，为极细花卉、飞蛾之形，绚之以遍地淡栗纹。有皙白而绣文翠青、花纹晓了、工致极佳者”。所以，黎族妇女皆“以绣面为饰”，“高髻绣面，耳带铜环，垂坠至肩”，“唯其婢不绣”邕州溪峒的使女，则“黥其面，”“其逃亡，与黎女异矣”[58]。
宋代禁止主人私自在奴婢身上刺字做记认，不准刺字或文身者为僧，也不准宗室刺字、文身。在真宗咸平六年（1003年）以前，在士庶之家“僮仆有犯，或私黥其面”。真宗认为“今之僮使本佣雇良民”，所以在是年下诏：“有盗主财者，五贯以上，杖脊黥面，配牢城；十贯以上，[配五百里外；二十贯以上，]奏裁，而勿得私黥涅之。”[59]这稍稍提高了奴婢的待遇。仁宗天圣二年（1024年），政府规定僧寺不得“收曾犯真刑及文身者系帐”[60]，即不准许文身者为正式的僧人。宋代还禁止宗室“雕青”即刺字和文身。宁宗嘉定七年（1214年），规定凡有人“教诱”宗室“为文刺身体者”，加罪二等，“千里编管，不以荫论”[61]。此外，宋代从神宗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起，一般不准对品官施加杖刑和刺面的惩罚，“自是命官无杖、黥法”[62]。
四、刺字和文身的消除
一般地说，人体的刺字和文身是难以人工消除的。宋人也深知“凡人一被文刺，终身不可洗除”[63]。但是，宋代又有记载说可以用药彻底除去文刺的痕迹。魏泰《东轩笔录》记载，真宗时，杨淑妃之弟杨景宗“无赖，以罪隶军营务，黥墨其面，至无见肤”。后来杨景宗开始做官，“遂用药去其黥痕，无芥粟存者，既贵而肥皙如玉”[64]。仁宗天圣二年（1024年），开封府上疏提出，为了使已经定罪的“贼情重凶恶者”难以逃走和将所刺之字“烧炙涂药”，要求将所刺的字样稍放大，并在两颊分刺[65]。这说明可以用烧炙和涂药两种办法来除去刺痕。前引《洗冤集录·验未埋瘗尸首》也指出，在验尸时，为弄清尸体身上有否刺过字或环子，如果“内是刺字或环子曾艾灸，或用药取，痕迹黯滥及成疤瘢，可取竹削一篦子，于灸处挞之可见”。这又说明所谓烧炙，实际是用艾灸，至于用什么药，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了。但尽管有以上两法消除刺字和文身的表面痕迹，但总还留有疤瘢，所以不可能完全消除文刺的痕迹。
本文刊载于《中国史研究》1998年第1期，又刊载于《宋史研究论文集》，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。
注 释
[1] 蔡枢衡：《中国刑法史》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94页。
[2]《五代会要》卷9《议刑轻重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。
[3]《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》卷27《哲宗四》，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。
[4] 张方平：《乐全集》卷24《请减刺配刑名》，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。
[5]《文献通考》卷168《刑七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。
[6]《宋史》卷201《刑法三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。
[7]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（以下简称《长编》）卷75，大中祥符四年二月壬戌，中华书局1980年点校本（下同）。
[8]《宋会要辑稿》（以下简称《宋会要》）刑法4之6、7《配隶》，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（下同）。
[9]《长编》卷324，元丰五年三月甲辰，卷362，元丰八年十二月癸酉。
[10]洪迈：《夷坚丙志》卷18《猪耳环》，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（下同）。
[11]《夷坚三志》壬卷1《冯氏阴祸》。
[12] 胡太初：《昼帘绪论•用刑篇第十二》，丛书集成初编本。
[13]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151，绍兴十四年三月己巳，中华书局1956年版。
[14]《宋季三朝政要》卷3《理宗》，丛书集成初编本。
[15] 郑元：《遂昌杂录》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11册。
[16] 黄震：《黄氏日抄》卷76《申明七》，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。
[17]《庆元条法事类》卷75《编配流役》，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（下同）。
[18]《宋会要》刑法4之51《配隶》。
[19]《宋会要》刑法6之11《矜贷》。
[20]《宋会要》刑法4之47《配隶》。
[21]《宋会要》刑法4之55《配隶》。
[22]《宋会要》刑法4之56《配隶》。
[23] 方回：《续古今考》卷37《五刑起何时，汉文除肉刑，近世配军刺旗法》，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。
[24] 魏泰：《东轩笔录》卷10，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。
[25]高承：《事物纪原》卷10《涅面》，丛书集成初编本；《新唐书》卷212《刘仁恭传》，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。
[26]《宋史》卷265《张齐贤传》。
[27]《嘉泰会稽志》卷4《军营》，中华书局《宋元方志丛刊》1990年影印本。
[28] 《宋史》卷193《兵七》。
[29] 《宋史》卷191《兵五》，卷190《兵四》；《长编》卷318，元丰四年十月己卯。
[30] 《宋史》卷193《兵七》。
[31] 方回：《续古今考》卷37《五刑起何时，汉文除肉刑，近世配军刺旗法》，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。
[32] 《续文献通考》卷127《兵七》，商务印书馆1936年影印本。
[33] 《杂纂》卷下《苏子瞻续纂》，《说郛》卷5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。
[34] 《宋史》卷193《兵七》。
[35] 吴曾：《能改斋漫录》卷12《狄武襄不去黥文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点校本。另见《长编》卷172，皇祐四年六月丁亥。
[36] 《长编》卷245，熙宁六年五月癸亥。
[37] 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甲集卷18《诸军效用》，丛书集成初编本。
[38] 王之道：《相山集》卷20《又与江中丞画一利害札子》，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。
[39] 《庆元条法事类》卷78《招补归朝归明归正人》。
[40] 《长编》卷5，《宋会要》刑法4之10。
[41] 《宋史》卷279《呼延赞传》。
[42] 《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卷49《贝州王则之叛》，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。李攸：《宋朝事实》卷16《兵刑》（丛书集成初编本）作“置破赵、得圣等军，百姓年十二以上，并刺为军”，所刺之字稍异。
[43] 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113，建炎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己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。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（丛书集成初编本）甲集卷18《八字军》作“皆涅其面曰：‘誓蝎心力，不负赵王’故号八字军。”此八字疑为王彦所部早期的口号。
[44] 《宋史》卷365《岳飞传》。
[45] 方回：《续古今考》卷37《五刑起何时，汉文除肉刑，近世配军刺旗法》，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。
[46] 张齐贤：《洛阳绅旧闻记》卷3《田太尉候神仙夜降》，丛书集成初编本。
[47] 《永乐大典》卷5840《花》字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。
[48] 王明清：《挥麈后录》卷2，中华书局1961年点校本。
[49] 孟元老：《东京梦华录》卷7《驾回仪卫》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点校本。
[50] 庄绰：《鸡肋编》卷下，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。
[51] 庄绰：《鸡肋编》卷下，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。
[52] 《夷坚支癸》卷8《阁山排军》、卷9《吴六竞渡》；《夷坚丁志》卷3《谢花六》，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。
[53] 吴自牧：《梦粱录》卷13《铺席》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点校本。
[54] 沈从文：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105《宋杂剧图》（图121），香港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。
[55] 耐得翁：《都城纪胜•社会》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。
[56] 《武林旧事》卷3《社会》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。
[57]方回：《续古今考》卷37《五刑起何时，汉文除肉刑，近世配军刺旗法》，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。
[58] 周去非：《岭外代答》卷10《蛮俗门•绣面》，卷2《外国门上•海外黎蛮》，丛书集成初编本；赵汝适：《诸蕃志》卷下《黎》，中华书局1956年冯承钧校注本。
[59] 《长编》卷54，咸平六年四月癸酉，据《宋史》卷201《刑法三》校补。
[60] 《长编》卷102，天圣二年十二月丙寅。
[61] 《宋会要》帝系7之31《宗室杂录》。
[62] 《宋史》卷201《刑法三》。
[63] 《宋会要》帝系7之31《宗室杂录》。
[64] 魏泰：《东轩笔录》卷2，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。
[65] 《宋会要》刑法四之——《配隶》
▼
一宋史研究资讯一
邮箱：txq1627@126.com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